近幾年，人們十分關注銀行“派遣工”的勞動權益問題，也正是由于社會的關注，目前已經有大部分銀行都對滿足一定工作年限的原“派遣工”實施了轉正。但同時，也有個別銀行依然對“派遣工”施加著各種“霸王條款”。

據銀行業內人士透露，某國有大行的個別支行規定，“派遣工”必須和行里簽訂定向崗位協議，也就是說“派遣工”雖然在待遇上和“正式工”沒有多大區別，但其只能在規定的工作崗位比如“柜臺”工作，不允許其晉升到其他崗位。而正式工在工作多年后如果各項技能考核達標，是可以競聘其他崗位的。還有部分股份制銀行依然對“派遣工”的轉正無限期拖延。

部分銀行依然大量使用“派遣工”

據證券日報報道，在某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官網上貼出了一份招聘啟事，其中招聘的崗位包括支行副行長、部門負責人、客戶經理和柜員等，然而如此吸引人的招聘啟事對應聘者來說卻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其與銀行之間并沒有勞動合同做保證。記者以應屆畢業生的身份致電咨詢，獲悉該次招聘的人員幾乎全部為勞務派遣形式。

來自某勞務派遣公司的內部工作人員田麗(化名)告訴記者，“勞務派遣在大型央企和金融機構非常盛行，以我所在的公司為例，就承接了包括農行、工行、建行以及中國移動等大型公司的勞務派遣業務。”

對于勞務派遣的用工種類，田麗表示，“除了后勤服務人員，如掃地、做飯的之外，銀行客戶大量的派遣工種用于柜員，一家銀行的派遣工大概會上千人。這些銀行并不僅僅找一家勞務派遣公司，在其周圍，往往有七八家甚至更多的勞務派遣公司為其提供派遣服務。”

而一位在股份制銀行一線工作多年的柜員劉小姐告訴記者，她從剛畢業就在這做柜員，目前已工作了十多年，但派遣工的身份從來沒有變過，也沒有聽到過哪個人從派遣工變成正式工的。劉小姐說：“派遣工和正式工雖然在工作量考核上沒有什么區別，但工資水平和福利待遇卻相差很多。”一個派遣工每個月能有三、四千元拿到手里就已經很不錯了，而正式工每月基本都拿萬元左右的收入，所以時間長了，派遣工們都自嘲自己是“穿著西服的民工”。

另一位銀行業內人士透露，過去國有四大行的柜員基本都是派遣制的，現在規定工作滿三年的“派遣工”可以轉正，而且新招聘的柜員也都簽正式合同。但由于國有大行的支行數量眾多，各支行之間的政策也不盡相同。而部分股份制銀行的派遣工政策則沒有什么變化，多數派遣工和正式工的收入水平還是相差很大。

派遣工與正式工的權益差別明顯

深圳市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主任張治儒表示，自《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在這幾年的工作中他發現，勞務派遣對勞動者所造成的危害和對正常用工形式的沖擊已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有相當多的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勞務派遣工占企業工人總數的比例超過一半，有的甚至達到70%以上，勞務派遣現已成為相當一部分企業的常態用工形式。

據記者了解，勞務派遣制度涉及三方主體，即勞務派遣公司、用人單位和被派遣勞動者。被派遣的勞動者與勞務派遣公司有勞動合同關系、無勞動力提供之實，與用人單位有勞動力提供之實、無勞動合同關系，三者形成復雜的三方勞動用工關系，因此問題層出不窮，典型的有被派遣勞動者就業不穩定、與正式工之間同工不同酬、享受的福利待遇不同等問題。記者在“百度知道”里也看到有網友表示說，派遣限制了很多機會和崗位選擇，而且派遣工沒什么公積金和醫療社保，這方面派遣工只是在耗青春賣命。

曾在勞動監察部門工作過的資深律師表示，銀行一般是與勞務派遣公司簽訂合同，通常不會與勞務派遣員工簽訂三方協議，或者即使簽訂協議，也不會輕易約定如何“轉正”。也就是說，勞動者很難事先約定在什么樣的工作績效下可以轉成銀行的合同制員工，轉編制與否完全要看銀行的態度，勞動者并沒有主動權。

有業內人士對記者表示，派遣制員工轉編制還是有可能的，但的確難度很大，一般來說，除非業務能力特別強，讓用人單位覺得不可或缺；或者就是有些“背景關系”。當然，用人單位如果急需人才或者新設分支機構時也可能會主動放松門檻，但這也需要一定的運氣，總的來說是小概率事件。

大量使用“派遣工”的實質是銀行規避責任

近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重點審議了《勞動合同法修正案(草案)》中與勞務派遣相關的四條條款。根據《勞動合同法修正案(草案)》規定，勞務派遣將“一般”改為“只能”在“三性”崗位上實施，并對“三性”崗位作了進一步界定。臨時性，是指用工單位的工作崗位存續時間不超過6個月；輔助性，是指用工單位的工作崗位為主營業務崗位提供服務；替代性，是指用工單位的職工因脫產學習、休假等原因在該工作崗位上無法工作的一定時期內，可以由被派遣勞動者替代工作。

一位國有銀行人士稱，銀行派遣制員工的大幅增長與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造密切相關。從2003年開始，4大國有銀行為上市進行股改，為理清勞動合同關系，一些合同制員工逐漸開始改為派遣制員工。尤其是非核心業務崗位的員工，如柜員、坐席員、信用卡營銷員、文員等，這些人不再與銀行簽訂勞動合同，而是人力資源公司的派遣員工。

如此便可以看出，銀行是把在營業網點中的一線柜員劃分到“三性”的行列中，即：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但眾所周知，不管老百姓到銀行辦理什么業務，接觸到的都是這些一線柜員，這些柜員說的話或作出的承諾，在老百姓心中就相當于代表銀行的政策，如果這種崗位都可以算作“臨時、輔助、替代”，那老百姓憑什么要信任銀行柜員說的話？

正是因為銀行把一線柜員當做可以“替代”的“輔助性”崗位，所以才會經常發生銀行把柜員對儲戶做出的承諾完全否定的事情，相信“xx是臨時工，和我單位沒有簽訂正式勞動合同”這類的話語至今還能讓大家回想起來。也正是基于這種風險轉嫁的“功能”，才讓各銀行都樂此不疲的大量使用派遣工到相關崗位上去，從而更加強了銀行作為“強勢群體”的信心。

曾參與《勞動合同法》起草工作的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認為，目前的界定本身不存在問題。半年以下就是臨時性，輔助性即是否為主營業務，完全可以分辨出來，表述不是問題，問題出在各種力量的博弈。

他告訴記者，像銀行的柜員，電信的服務員，還有油站的服務人員，這些崗位是不可能缺少的，缺少了都無法形成這個行業，這些用工不屬于臨時性。但很多企業、機關等鉆法律空子，甚至靠行政力量和經濟力量去影響立法，這恐怕是最突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