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職業教育得到全社會高度關注的一年， 首屆職業教育活動周舉辦， 我國參加世界技能大賽取得優異成績， 本科院校向應用型轉型……職業教育發展在國家推動下駛入快車道。

　　但是， 現實仍令人憂慮， 職業教育遜于普通教育的社會觀念還沒有徹底扭轉。 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確保普高招生， 控制、 減少中職招生規模； 同時， 很多家長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讀普高，今后升普通高校。

　　解決這些問題， 讓職業教育得到健康發展， 就必須進行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 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 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從而擴大有效供給。 從本質上說， 供給側改革， 就是抓住根源性問題進行改革。

　　制約職業教育發展的根源性問題有三:

　　其一，在我國教育管理制度中，存在把教育和學校分為 “三六九等” 的問題， 職業教育比普通教育低一等。 本來， 職業教育是教育的一種類型， 但在我國， 卻被看作一個比普通教育低的層次。 這讓受教育者產生一種偏見： 職業教育是差生才接受的教育， 在中考時如此，在高考時亦然。 雖然近年來國家試圖扭轉這種局面， 但舊有觀念的改變尚需要一段時間。

　　其二， 我國的人才評價和使用還盛行 “唯學歷論”。 有技能沒學歷的技術工人， 評職稱受約束， 待遇也隨之受到影響。2010年， 我國頒布 《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明確提出要完善人才評價標準， 克服唯學歷傾向， 注重靠實踐和貢獻評價人才； 改進人才評價方式， 拓寬人才評價渠道。可是， 學歷作為硬條件、 敲門磚的現狀仍然沒有太大改觀。

　　其三， 職業教育學校目前還缺乏辦學自主權。 辦學自主權直接關系到辦學質量和學生培養水平。“低薪資、 低能力、 低教育水平”，這似乎成為我國職業教育的惡性循環。 對于我國的職校畢業生， 有不少用人單位抱怨沒有過硬技術———這也影響技工的工資待遇和企業的產品生產。 有輿論拿德國技工的工資待遇和我國技工的收入來比較，對此企業明確回應： 如果我國技工也有德國技工的技術水平， 企業也愿意出高薪。 要打破這一惡性循環， 在筆者看來， 應該從職業院校中尋求突破。 其突破的方法是： 把辦學自主權交給學校， 同時督促學校建立現代學校制度。 根據社會需求、 辦學條件， 確立學校的辦學定位，探索有特色的人才培養模式。

　　解決以上問題需從制度上進行突破。 主要包括： 一是清理一系列歧視職業教育的教育管理制度， 給各類教育平等的辦學機會。 2014年， 國務院頒布了 《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 已決定取消高考的錄取批次， 這是消除歧視的重要改革。 二是以能力為導向， 改革我國的人才管理和評價制度。 要給用人單位更大的用人自主權， 扭轉人才評價使用中行政化、官本位問題———這種行政化問題，直接導致人才評價只遵循各項行政指標， 只注重人才的 “身份” 與“資歷”， 不尊重人才成長的規律。十八屆五中全會決議提到， 要提高技術工人待遇， 這是抓住主要矛盾的正確選擇。 解決這一問題， 關鍵還在于如何落實和推進。

　　供給側改革并不是什么時髦的概念和口號， 而是改革深入推進的必然選擇。 供給側改革， 需要有突破既得利益、 調整利益結構、 啃硬骨頭的勇氣。2015年， 世界技能大賽金獎獲得者楊金龍被所在單位破格評職稱， 這是制度的一種突破。我們期待， 崇尚技能的社會風尚早日形成。

　　（作者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