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0萬，這是全國總工會對我國勞務派遣人數的摸底結果。要理解這是一個怎樣的群體，可以去一些大型重點國企，問問隨處可見的“臨時工”；也可以 走進某些公立醫院學校，探訪新晉的年輕醫生教師；甚至在一些特大城市的政府機關中，隨處能遇見非公務員身份的長期“外聘人員”。

有鑒于勞務派遣用工出現跨領域、超范圍、無底線的惡性蔓延趨勢，去年至今，有關部門密集修法試圖予以規范。然而，一些企業以“用工成本論”作借口拒絕 糾正違法行為，一些企業假“外包”之名繼續行侵權之實。如何讓勞務派遣新規真真切切地落地，考驗著城市管理者的執政智慧。

疑問

兩年消化七成派遣工來得及嗎？

最近賀偉工作的工廠門口格外熱鬧，每年元宵節過后，都是企業的招工旺季，工廠對面沿街一溜開了七八家勞務派遣公司，這幾天每天都能看到拖著行李箱、背著背包在勞務派遣公司門口等活的人。四年前，他也是通過對街的勞務派遣公司，進了現在的這家企業。

賀偉所在這家企業以生產電子配件為主，近千名一線員工中，勞務派遣工占到近八成。處在一個派遣工扎堆的工作環境中，對于賀偉來說，這種身份的差別反而 被淡化了，“一線工人基本上都是派遣進來的，正式工以管理崗位為主。其實合同是和派遣公司簽還是和廠里簽，我倒不是特別在意，因為活都是在這里干，但是工 資一定不能少。”同工同酬成了“賀偉們”最關心的問題，賀偉告訴記者，自己的工資由基本工資和績效工資以及餐飲費、全勤獎等補貼獎金組成，每個月能拿到 4000多元。“同崗位的話基本工資是一樣的，績效反正多勞多得。但是補貼上就不一樣了，比如我們全勤獎是每月100元，正式工是200；我們每月餐飲補 貼是280，正式工除了餐飲補貼之外還有100元的交通費。”

本月起新施行的《勞務派遣暫行規定》要求企業把派遣工比例控制在10%以內，對此賀偉心存疑慮：“2年里，我們要把勞務派遣工砍掉七成，這來得及嗎？”他說，元宵節剛過廠里又來了一批新人，全是勞務派遣的。

“三性”問題到底誰說了算？

“用工單位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使用派遣工。”“使用派遣工的輔助性崗位，應當經職代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與工會或者職工代表平等協商確定并公示。”新《勞務派遣暫行規定》非常明確，能不能用派遣工，職工說了算。

周雯靜是一家裝潢企業的人事專員，她所在企業雖然派遣工不多，但大多是農民工，他們能通過民主管理形式充分表達意見嗎？“公司總共200多人，工會是 前年才成立的，說實話，工會工作還沒完全上軌道，職代會去年才開了第一次，職工代表都是正式工，要是開職代會討論，誰來替勞務派遣工說話呢？”勞動法專家 何永強表示，在爭取派遣工權益中，職工具有話語權，然而大多數派遣工沒有獲得工會會員資格，“職代會說了算”于他們等于“說了白說”。

調查

過半勞務派遣工從事主要崗位

上海48.98%受訪派遣工沒有實現同工同酬

據全國總工會調查，全國勞務派遣人員總數已經高達3700多萬人，占到國內職工總數的13.1％。金融、通信、郵政等國有企業成為派遣用工的“重災 區”，一些企業勞務派遣工占職工總數竟高達50-70%。95%以上被派遣員工派遣期限超過1年，有的企業派遣工的平均工齡超過5年，個別企業甚至超過 10年，絕大多數勞務派遣崗位都是長期性崗位。

“兩會”前夕，本報聯合上海辰智咨詢在調研吧平臺共同發起勞務派遣現狀調查，總計在全國回收1466份有效樣本，其中50%來自一線城市，上海占 21.08%。被訪者中42.43%來自民營企業，17.19%來自國有企業，16.58%為事業單位人員。被訪者中來自制造業的工作者最多，占 28.90%，其次為政府、社會組織和個人服務業，占19.92%。

調查顯示，受訪者中14.45%為派遣工，上海這一比例為17.07%。高中、中專、職校學歷的人是勞務派遣工的比例明顯更高，達到29.63%。上 海有44.12%的非勞務派遣員工表示所在單位有勞務派遣工，有勞務派遣工的企業中，國有企業是最多的，占比53.80%。有勞務派遣工的行業中制造業是 最多的。

據調查，56-57%的勞務派遣工從事著主要崗位。上海地區48.98%的受訪派遣工沒有獲得同工同酬。所在企業招收派遣工的上海受訪者中，派遣用工 比例超過10%的企業占69.48%。政府機關的勞務派遣工認為自己同工同酬的最多，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勞務派遣工認為自己同工同酬的最少。

這一調查結果也從幾位來自一線的人大代表處得到了印證。全國人大代表朱雪芹告訴記者，最近一年她廣泛走訪一線職工聽取意見，群眾對勞務派遣存在的問題反映最為集中。譬如“三性”問題的確定，不少企業因利益驅動而隨意解釋，沒有任何政府部門進行監管。

她走訪發現，派遣工由于找不到組織入工會難，面臨“兩不管”尷尬，有一種游離漂浮的感覺。一旦職工遇事也無人伸張，出現了維權盲點。對于同工不同酬的 問題，她曾多次去人保部門咨詢，被告知不同崗位勞動付出不同、技術要求不同、工作評價不同，同工同酬標準難立，即使設定了同樣的工資標準，在軟福利上也很 難統一。

全國人大代表周振波則多次發現，在建筑、餐飲行業打工的老鄉由于只有臨時工身份，長期不能繳納社保。他的一位老鄉在某國企的重要生產崗位工作，同樣的崗位，獎金福利卻遠低于企業正式職工，甚至一些正式工在更為輕松的崗位上工資也比他們高很多。

困惑

派遣泛濫和“用工荒”彼此助推

在一些代表看來，派遣泛濫和“用工荒”彼此助推，已成為用工亂象的一體兩面。

“經年累月的派遣身份，你讓職工能對企業有多少忠誠度？”朱雪芹說，從金融危機以來，不時有企業在面臨生存困境時，曝出職工乘機討價還價乃至要挾出走的負面事件。她說，一個和企業沒有感情的人，是很難對企業的生死存亡感同身受的。

“凡招工難的企業，大多數也是勞務派遣的重災區。”沈志剛代表說，越是派遣工集中的企業，職工流動性越大，企業招人代價越高，為了壓縮成本，往往采用 明里漲薪暗中延長工作時間、克扣福利保險（放心保）的做法，進一步刺激了職工的頻繁出走。“招工難是市場對于企業濫用派遣的報復。”朱雪芹認為。

“真派遣假外包”換湯不換藥

上海雨生人力資源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工會主席楊愛華表示，去年《勞動合同法》修改并執行之后，一些派遣用工量較大的單體企業開始轉而使用勞務外 包，將公司內的部分業務或職能工作內容發包給相關的機構，由其自行安排人員按照企業的要求完成相應的業務或職能工作內容。

“實際上職工的勞動關系還是和外包公司建立的，和勞務派遣相比是換湯不換藥。”楊愛華擔憂，本來亂象叢生的勞務派遣行業有望跟著新法規提高準入門檻， 現在勞務外包又給這些公司孳生了寄生的新土壤。法規修訂的速度趕不上新變化，“真派遣假外包”可能給派遣創造了暗度陳倉的機會。

“砍掉”派遣工或致部分企業關門

“遏制勞務派遣不能空喊口號，現在的措施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林蔭茂代表說，應當看到企業選擇勞務派遣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如今用工成本越來越 高，而尋求低成本是資本天然的屬性。“這一現象在金融危機后愈演愈烈，與企業綜合社會成本高企、利潤率走低有直接關系。”

“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用工成本要占35%，如果一定要把派遣工砍掉，部分小微企業可能只有關張一條路。”陳戍源代表說，即便是以他所在的國企來看，目 前也同樣面臨成本高速增長的困境。“工資要提高，還要承擔工傷、失業、公積金等很高的附加費用。”陳戍源表示，如果工資附加費用能適當降低，企業經營壓力 有了一定的釋放空間，企業管理者會更有規范派遣工的動力。